在從紐約到波士頓的火車上，我發現我隔壁座的老先生是位盲人。
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位盲人，因此我和盲人談起話來，一點困難也沒有，我還弄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給他喝。
當時正值洛杉磯種族暴動的時期，我們的談話因此就談到了種族偏見的問題。
老先生告訴我，他是美國南方人，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，他家的佣人是黑人，他在南方時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，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。
到了北方念書，他有次被同學指定辦一次野餐會，他居然在請帖上註明「我們保留拒絕任何人的權利」。
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位盲人，因此我和盲人談起話來，一點困難也沒有，我還弄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給他喝。
當時正值洛杉磯種族暴動的時期，我們的談話因此就談到了種族偏見的問題。
老先生告訴我，他是美國南方人，從小就認為黑人低人一等，他家的佣人是黑人，他在南方時從未和黑人一起吃過飯，也從未和黑人上過學。
到了北方念書，他有次被同學指定辦一次野餐會，他居然在請帖上註明「我們保留拒絕任何人的權利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