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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論論文:

文人相輕,自古而然.傅毅之於班固,伯仲之間耳,而固小之,與弟超書曰:「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,下筆不能自休.」夫人善於自見,而文非一體,鮮能備善.是以各以所長,相輕所短.里語曰:「家有弊帚,享之千金.」斯不自見之患也.今之文人,魯國孔融文舉,廣陵陳琳孔璋,山陽王粲仲宣,北海徐幹偉長,陳留阮瑀元瑜,汝南應瑒德璉,東平劉楨公幹:斯七子者,於學無所遺,於辭無所假,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,仰齊足而並馳.以此相服,亦良難矣.蓋君子審己以度人,故能免於斯累,而作論文.

王粲長於辭賦;徐幹時有齊氣,然粲之匹也.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,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,雖張蔡不過也.然於他文未能稱是.琳瑀之章表書記,今之雋也.應瑒和而不壯.劉楨壯而不密.孔融體氣高妙,有過人者,然不能持論,理不勝詞,以至乎雜以嘲戲,及其所善,楊班儔也.

常人貴遠賤近,向聲背實,又患闇於自見,謂己為賢.夫文,本同而末異.蓋奏議宜雅,書論宜理,銘誄尚實,詩賦欲麗.此四科不同,故能之者偏也;唯通才能備其體.

文以氣為主;氣之清濁有體,不可力強而致.譬諸音樂,曲度雖均,節奏同檢;至於引氣不齊,巧拙有素,雖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.

蓋文章經國之大業,不朽之盛事.年壽有時而盡,榮樂止乎其身.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無窮.是以古之作者,寄身於翰墨,見意於篇籍,不假良史之辭,不託飛馳之勢,而聲名自傳於後.故西伯幽而演易,周旦顯而制禮,不以隱約而弗務,不以康樂而加思.夫然,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,懼乎時之過已.而人多不強力,貧賤則懾於飢寒,富貴則流於逸樂,遂營目前之務,而遺千載之功.日月逝於上,體貌衰於下,忽然與萬物遷化,斯志士之大痛也!融等已逝,唯幹著論,成一家言.


出處:http://www.chinapage.com/big5/prose/caopi.htm

翻譯:

文人彼此輕視,自古就已如此。傅毅比起班固,文才不相上下,可是班固卻輕視他,在寫給弟弟班超的信上說:「武仲因為會寫文章而擔任蘭臺令史,可是他一下筆就寫個沒完。」一般人喜好炫耀自己的長處,可是文章並非只有一種體裁,很少人能將各種體裁都寫得很好,因此各拿自己的長處,輕視別人的短處。俗語說:「自家的破掃帚,卻當作千金寶物。」這就是看不見自己缺點的弊病啊。當今的文人有:魯國的孔文舉、廣陵的陳孔璋、山陽的王仲宣、北海的徐偉長、陳留的阮元瑜、汝南的應德璉、東平的劉公幹,這七位先生,在學問上無所遺漏,在文章上不抄襲他人,都自以為是馳騁千里的良駒,各恃其才而並駕齊驅。想要使他們互相欽服,實在不容易啊!君子先審察自己再去度量別人,所以能夠免除上述的毛病,我本著這個觀念,而寫了這篇論文。

王粲擅長於辭賦,徐幹的辭賦時常帶有舒緩的語氣,但是可與王粲相匹敵。像王粲的初征、登樓、槐賦、征思,徐幹的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,即使是張衡和蔡邕也無法超越。可是他們其他體裁的文章,卻未能與辭賦相稱。陳琳、阮瑀的章表書記,是當今最傑出的。應瑒的文章平和卻不雄壯;劉楨的作品雄壯卻不綿密。孔融的才情氣質高超美妙,有勝過常人的地方,可是不擅長於議論,說理不能勝過文辭,以至於文中夾雜戲謔的語句。至於他所擅長的作品,可以和揚雄、班固媲美。

一般人重視遠古而輕視近代,崇尚虛名而背棄實學,又患了看不見自己短處的毛病,總認為自己的文章最好。文章寫作的基本道理相同,可是各類文體卻有不同的特性。奏議應力求典雅,書論須說理明白,銘誄以真實為貴,詩賦要辭藻華麗。這四類文體的表現方法各不相同,所以寫文章的人各有自己的偏長,只有通才才能同時精通各類文體。

文章以辭氣為主,而辭氣有陽剛與陰柔兩種不同的風格,這不是可以勉強求得的。譬如音樂,雖然曲調相同,節奏的法度也一樣,由於運氣的不同,本性上又有巧拙的差異,即使父兄有高超的技巧,也無法將它傳授給自己的子弟。

文章,是治理國家的大事業,也是名垂千古的大事。人的壽命總有終了的時候,榮華安樂也只在於生前,這兩者有一定的期限,不像文章可以永遠流傳。因此古代的作家,把生命寄託在文章中,將思想表現於著作裡,不必憑藉良史的美詞評論,無須依託權貴的勢力,聲名自然流傳到後世。所以,文王被囚時推演易卦,不因困厄不得志而不努力著述;周公顯達後制作周禮,也不因生活安樂而轉移創作的念頭。如此看來,所以古人輕視徑尺的璧玉而珍惜分寸的光陰,就是害怕時間白白地過了。可是現代人大多不努力,貧賤就畏懼飢寒,富貴就縱情享樂,於是只圖眼前的事務,卻遺忘了流傳千秋的功業。歲月消逝,體貌衰老,很快地隨著萬物一同死去,這是有志之士最大的悲痛啊!孔融等人已經去世,只有徐幹著有中論一書,自成一家之言。

出處:http://tw.knowledge.yahoo.com/question/question?qid=12050819167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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